程贵超两岁时因发高烧导致双目失明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他却一直想“做一点真正能帮助别人的事”。16岁那一年，他在村委会大院玩耍时听说，邮局送来的信件都放在村委会办公室，村民因为忙农活，很多时候不能及时领取，耽误了不少事，于是，他向村里提出帮乡亲们把信件送到家的请求。  

　　村里人对程贵超的情况再熟悉不过了，他毕竟是一名盲人，能够自己照料好自己的生活就已经非常不错了，更别说帮助村民送信了。对于这一想法，村委会工作人员将信将疑……不过，在程贵超再三表过决心后，村里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。  

　　就这样，程贵超正式成为村里的义务“投递员”。但让乡里乡亲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在义务送信送报的道路上，程贵超一走就是40余年，并且还将继续坚持下去。

2.“俺能为村里做的不多，这份差事俺一定得干好”

　　每天上午9点，程贵超都会准时来到村委会大院。10点左右，镇上的邮递员送来了当天的报刊、信件。《农村大众》《求是》《乡村医生》《大众日报》……不等邮递员说话，程贵超通过“手感”已说出了报刊的名称。因为常年递送报刊，程贵超练出了一手绝活，根据报刊纸张的厚薄、型号就能大致分出是什么报纸和刊物。

      拿到当天的报刊后，程贵超就找人把报刊名称、收件人姓名等一件一件念给他听，念一件记一件，程贵超按照自己的顺序将信件排好。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，程贵超一天的投递工作就开始了。

　对常人来说，送信送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对于双目失明的程贵超来说，这却是一件充满困难危险的事情。  

　　在刚开始的几年里，由于那时村里道路坑洼不平、房屋排列无序，程贵超没少受罪，掉进河里、撞到墙上、被石头绊倒、被树枝刮伤是常有的事，胳膊上、腿上、脸上经常旧伤未好又添新伤。

   1978年农历正月二十八，程贵超在送信过程中遇到了一封重名信，在上门核实情况时，他被村民家的铁门门鼻撞伤了眼睛，血顺着脸直往下淌。“那家是双扇门，半开半闭，我急着往里走，一下子撞到了铁门的门鼻上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程贵超依然记忆犹新。好心的邻居们把他送到县城的医院打了两天吊针，他回家又躺了20多天才伤愈。  

　　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民都劝程贵超别干了，可他却憋着一股子劲头不放弃，他说：“俺能为村里做的不多，这份差事俺一定得干好。”

就是靠着这股子韧劲，程贵超没有停下过脚步。村里的边边角角，大到一间房，小到一棵树，都被他用脚步一遍又一遍“丈量”过。渐渐地，他的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无形的“地图”。哪里是沟、哪里有河，程贵超都能用大脑的记忆“看见”。凭着记忆和感知，他就能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。摸一下大门上的门环，程贵超就能准确地说出这是哪家哪户。  

　　40多年间，数十万份信件、报刊，经过程贵超的手一一送到了村民们手中。程贵超送信送报，总是认认真真地把每一封信、每一份报刊稳妥地当面递到村民手中，决不因为村民家里无人把信件往门缝里一塞了事。为了能将信件、报刊当面交给村民，程贵超有时一天要往一家跑两三趟。全村700多户人家，谁家订了什么报刊、谁家外出的孩子经常来信……程贵超如数家珍。

3.“能为村里做点事、出点力，就证明俺这辈子没白活”

　　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，近几年，村民的信件和订阅刊物的数量有所减少。年逾花甲的程贵超也渐渐感到有点儿力不从心。最近，他的腿得了骨质疏松症，走起路来多少有些不便，但程贵超仍坚持着义务为乡亲送信送报，他总说：“只要还有订报看报的乡亲，我就会一直送下去。”

　　几年前，程贵超的父母相继去世，从那时开始，程贵超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，从洗衣做饭到收拾家务，他样样都能自理，甚至还学会了用煤气灶。程贵超努力自立，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依然心怀阳光地生活着。他常说：“眼睛失明，但心灵永远不能‘失明’。”现在，送报的活少了，程贵超也没闲着，在打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、送完信件报刊后，他还主动当起了村里的“义务调解员”。

        村民邻里之间发生了小纠纷和小矛盾，程贵超做起调解工作来总是不厌其烦。经常这家说一说，那家讲一讲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村民们看到程贵超用他的竹竿摸索着去调解矛盾纠纷，都会主动参与进来帮忙调解，当事人看到他这样热心，也都会消散心中的气恼，最后大都握手言和了。“把心胸放宽，路子自然就宽了。”程贵超是这样要求自己，也是这样说服别人的。

        　在程贵超家里，一摞鲜红的荣誉证书被他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，他时常要拿出来摸一摸。在程贵超看来，送报送信、调解纠纷这些义务工作，给他带来的不仅是这些荣誉，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幸福感，他说：“还能为村里做点事，发挥一份光和热，就证明俺这辈子没白活。”